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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发虫媒传染病的的传播风险与防制对策 |
| 点击次数：619次 发布时间：2022-11-22 |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基础，从而导致新发传染病特别是新发虫媒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与传播，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使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近30多年来，全球发生的新发虫媒传染病不断影响着我国，通过人流、物流和交通工具或候鸟迁徙等途径发生输入性传播，导致国内地区性暴发或流行，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笔者对我国新发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及其防制对策综述如下。 1 新发虫媒传染病概述 新发传染病（EIDs）是指人群中新出现，或已经出现，但发病率或地理分布迅速增加的传染病。包括识别新的区域或人群流行的传染病；发现一种已知疾病由感染引起；曾经未识别的传染病出现在栖息地发生改变的地区；由微生物的变化导致的新的传染病；由于耐药或公共卫生体系破坏导致的曾经发生过的传染病再发；等。新发传染病的种类之多，引起世人瞩目。20世纪70 年代以来，除少数年份外，大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传染病被发现，新发传染病至今达 40余种，而且其病原微生物种类复杂，有病毒、细菌、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及寄生虫等。由于人类对新发传染病缺乏认识，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人群无天然免疫力，易对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损失。 新发虫媒传染病是新发传染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占新发传染病的2/3以上。虫媒传染病多为自然疫源性疾病, 由于有动物宿主存在, 它们在自然界流行, 当人进入疫源地就会被感染、发病。同时，虫媒传播的病原体种类繁多（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螺旋体等）、动物宿主广泛、流行环节复杂，且易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几种虫媒传染病往往共存于同一疫源地，一种媒介或宿主动物可携带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原体，恰似神秘莫测的潘多拉魔盒。该类疾病发生与流行不仅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给全球的旅游业、畜牧业等经济产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2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流行态势 2.1 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的种类 包括虫媒性病毒传染病，如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基孔肯雅病、马尔堡病毒病、埃博拉出血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寨卡病毒病等；虫媒性立克次体传染病，如恙虫病、鼠源性斑疹伤寒、流行性斑疹伤寒、斑点热、无形体病、埃立克体病等；虫媒性细菌传染病，如通过机械传播的急性小肠结肠炎、军团病、空肠弯曲菌肠炎、出血性结肠炎、Ｏ139霍乱等；虫媒性螺旋体传染病，如莱姆病、蜱传回归热等；虫媒性寄生虫病。 2.2 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当今全球虫媒传染病的三大流行趋势是：新的病种不断被发现，流行地域不断扩展，流行的频率不断增强。 2.2.1 新发虫媒传染病不断出现 随着当前自然环境、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不断发生，媒介生物的活跃度明显增强，新的虫媒传染病发生率不断增加，呈现出传染病传播无地域性，越多虫媒传染病开始向远距离进行传播。新发虫媒传染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尼罗热。该病于20世纪50 年代首次在以色列出现，后来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散发流行，但那个时候 WNV的毒力比较低。20世纪90年代WNV再次在上述地区出现的时候，其毒力、发生的范围、频率以及疫情在人类和马群中暴发的次数均大大增加，并不断扩散至非洲、亚洲和大洋生问题。 2 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流行态势 2.1 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的种类 包括虫媒性病毒传染病，如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基孔肯雅病、马尔堡病毒病、埃博拉出血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寨卡病毒病等；虫媒性立克次体传染病，如恙虫病、鼠源性斑疹伤寒、流行性斑疹伤寒、斑点热、无形体病、埃立克体病等；虫媒性细菌传染病，如通过机械传播的急性小肠结肠炎、军团病、空肠弯曲菌肠炎、出血性结肠炎、Ｏ139 霍乱等；虫媒性螺旋体传染病，如莱姆病、蜱传回归热等；虫媒性寄生虫病。 2.2 全球新发虫媒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当今全球虫媒传染病的三大流行趋势是：新的病种不断被发现，流行地域不断扩展，流行的频率不断增强。 2.2.1 新发虫媒传染病不断出现 随着当前自然环境、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不断发生，媒介生物的活跃度明显增强，新的虫媒传染病发生率不断增加，呈现出传染病传播无地域性，越多虫媒传染病开始向远距离进行传播。新发虫媒传染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尼罗热。该病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以色列出现，后来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散发流行，但那个时候 WNV的毒力比较低。20世纪90年代 WNV 再次在上述地区出现的时候，其毒力、发生的范围、频率以及疫情在人类和马群中暴发的次数均大大增加，并不断扩散至非洲、亚洲和大洋洲。1999 年纽约大都会地区检测到了WNV，这是北美大陆首次出现WNV的报道。西尼罗热在纽约首次暴发时，人群中发生了62 起病例，死亡 7 例。马群中出现 25起病例，死亡9例。此外，还有大量的鸟类死亡。从那时起，病毒迅速地席卷了整个美国，迄今共造成了1 100 人以上的死亡，超过有12 000例的脑炎和/或脑膜炎病例，确诊的人员感染病例在 30 000 以上。其中2003 年疫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264 人。之后扩展到南美以及中美国家。除西尼罗热外，还有裂谷热，为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该病是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主要通过蚊媒传播，也可通过气溶胶和接触传播，主要宿主是绵羊、山羊和牛，其流行特征是妊娠动物出现急促流产，幼小动物的死亡率高，同时伴有人群的发病和死亡。 WHO 已将其列为生物战剂之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 A 类疫病，主要流行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目前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动物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2.2.2 原有传染病流行区域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旅游以及交通事业的不断高速发展，不同区域、国界之间人们的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在相互交往中，传染病病原体以及媒介会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度，扩大疾病传播的区域。疟疾、黄热病等是非洲大陆上具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因我国派出的劳动力输出，一些人员感来明显回升，全球有25 亿人受到威胁。染疟疾、黄热病，若治疗不彻底回国，极易传染到我国。通过蜱叮咬传播的新发媒介生物性疾病莱姆病，目前已在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有病例报告。我国于1986年首次发现，现已证实 29 个省区存在感染。2010年在我国发现由蜱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征（SFTS）既往仅在丘林山区等地带发生，2015年已在我国平原地区发现感染病例。接壤我国的韩国和日本也有相关感染病例报道，截止2013年，韩国确诊13例，日本确诊 52 例。 2012 年，美国新发现一种与SFTSV同源性较高的布尼亚病毒（HeartlandVirus），其可致类似 SFTS 的临床症状。同样，寨卡病毒病主要在全球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流行。1952 年，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人体中分离到该病毒。此后，多个国家有散发病例报道。2007 年,首次在西太平洋国家密克罗尼西亚的雅普岛发生寨卡病毒疫情暴发。截至2016年3月16日，至少在非洲、亚洲、欧洲、美洲的 59 个国家有寨卡病毒传播的证据，以巴西疫情最为严重。 2.2.3 虫媒传染病流行频率较高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情况不断恶化加剧，为虫媒传染病发展提供了媒介生物生存的优良条件。昆虫活动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其中温度影响最为明显。若温度较高，会增加蚊虫的叮咬率和繁殖力，且增强其病原体的致病效果。若频繁出现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极易诱发虫媒传染病发生，增加流行频率。最具典型是通过埃及伊蚊、白纹伊蚊传播的登革热，近 10 余年来明显回升，全球有 25 亿人受到威胁。 2.3 我国发生的主要新发虫媒传染病 2.3.1 新发虫媒病毒病 我国发生的新发虫媒病毒病包括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基孔肯雅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征（SFTS）、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等。前三种虫媒病毒病已形成地方性流行，后两种目前仅出现输入性病例。 2.3.1.1 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该病19世纪传入我国，且一直以输入性传播方式为主， 1990 年之前仅在广东省和海南省局部地区， 1990年以后，在广西、澳门、福建、云南、香港、浙江等地也陆续有病例报告。2005 年~2012 年全国共报告登革热病例 3044 例，广东省的发病人数为 2181例，占全国病例的 71.65%，其次是浙江省（252例， 8.28%）、福建省（210例，6.90%）及云南省（134例，4.40%），4省的发病人数总计为2822 例，占全国病例的 91.23%。2013年广东省全年登革热感染人数2 894例，相比2012年全年的474 例增加5.1倍。2014年，广东省发生了登革热的暴发流行，共报告45189 例登革热病例，流行的规模为1986年以来的最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3.1.2 基孔肯雅热 我国1987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发现了首例CHIK病例，并从患者的血液中分离到CHIKV。1986－2001年期间，陆续从云南省和海南省的蝙蝠、蚊虫体内分离到CHIKV；1983－2007年，相继从发热患者、健康人及动物（蝙蝠等）血清中检测到CHIK 抗体。2008 年起，广东和浙江省开始陆续出现散在的CHIK输入性病例。2010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暴发首起 CHIK 聚集性疫情。 2.3.1.3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征（SFTS） 俗称蜱虫病，2010年，我国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新发蜱媒传染病，其病原体被命名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SFTSV，简称―新型布尼亚病毒）。截止 2014年底，全国累计报告5352例，且90%以上患者均需住院治疗。分布于全国14个省/直辖市的 178 个县区，全国年均发病率为0.33/10万，高发病率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流行区域已从山林地带向平原地区扩散。 2.3.2 新发虫媒立克次体病 新发虫媒立克次体病包括恙虫病、无形体病、埃立克体病等。其中最为关注的为人粒细胞无形体病（HGA）。该病是由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AP) 侵染人中性粒细胞引起的，以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和多脏器功能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蜱传疾病。自1994 年美国报告首例HGA病例以来，每年报告病例600～800例。此外，在荷兰、瑞典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病例报道。2006年我国首次报道该病原体引发的人－人传播院内感染事件，越来越多的省份陆续报道该病。病例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随州、咸宁及河南省信阳、光山、罗山等地区。此外，山东省多地也相继报道了该病，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浙江、新疆及福建也有病例诊断及陆续报道。 2.3.3 新发虫媒螺旋体病 包括莱姆病和蜱传回归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莱姆病。我国于1985年在黑龙江省海林县首次发现该病，目前经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原学证实，中国至少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山林地区人群中有莱姆病的感染存在，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山林地区为莱姆病的自然疫源地，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莱姆病散在发生和流行。 3 造成新发虫媒传染病传播扩散的流行因素 3.1 微生物的进化与变异 新发现的病原体多属于动物源性，经某些途径传给人后，通过进化，逐渐获得适应于新的宿主。另外，当前出现的耐药细菌，不仅影响抗生素治疗效果，而且导致耐药菌株引起的流行，如耐药性伤寒菌。许多病毒由于突变而产生新的抗原转移，如流感流行与抗原转移有关。新病毒可能来自人类病毒的变异株或动物病毒。动物病毒性传染病常是人类新病毒传染病重要的和潜在的来源，如委内瑞拉出血热、埃博拉出血热和艾滋病等。新近发现野生动物花面狸(果子狸)的冠状病毒基因与 SARS 病毒基因同源性达 99％以上。所以专家提醒人类应尽量避免与野生动物接触，尤其是啮齿类、灵长类和禽类动物，因为这些动物病毒与其宿主相互适应而共存，致病性很低或不致病，而一旦条件成熟，这些病毒可能―跃迁到人体，对人类造成很强的致病性，有时是致死性的，如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艾滋病等。张永振研究员的团队在我国的湖北、浙江、新疆等地采集了4个纲（昆虫纲、蛛形纲、唇足纲、软甲亚纲）的70种节肢动物，采用了最先进的宏转录组方法，发现了112 种全新负链 RNA病毒，这些RNA病毒基因组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病毒间的差异最高达到 84%。这也充分说明媒介生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具有多样性。 3.2 生态环境变化 由于大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森林砍伐和野外工程建设等，导致生态环境改变，增加人与啮齿动物的接触机会而引起一些疾病流行。例如，我国曾多次发生由于垦荒、兴修水利、筑路而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气候变化、洪水、干旱、砍伐森林/植树绿化、农业发展、水生态系统变化等，导致媒介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增加了与人群接触的机会和感染虫媒传染病的频率。 3.3 人口流动与人类行为改变 移民或由于动乱、战争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引起疾病传播和流行的重要因素。当前人口流动的趋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向自然生态环境流动。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活动导致新病原体被引入人群，这种新病原体是存在于动物中或环境中的病原体，也包括人类已知传染病病原体发生变异。有许多新的传染病不断发现动物是人类新传染病的重要和潜在的丰富来源。第二步是引入人群的新病原体能在新的人群宿主中生存和进一步传播。社会条件、人口增长和移民、战争、贫困、城市的发展与衰退、性行为、静脉用药、饲养宠物等因素更会促进人、动物与病原体之间的循环。 3.4 国际贸易和旅游的发展 人及货物的世界性交流、各种交通快捷发展、空中旅行等。近年来，国际交往和旅游业迅速发展，人们通过交通工具、人员交往和商品交换使传染病的病原体及其媒介扩散到世界各地，导致疾病的传播。例如艾滋病的病原体，存在于非洲中部猴类中，传给人体后，由于农村扩散到城市，迅速传播至全世界。 3.5 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虫媒传染病发病人数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虫媒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虫媒的地区分布，增加虫媒繁殖速度与侵袭力和缩短病原体的外潜伏期。研究表明，虫媒传染病流行增强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全球人流和物流的快速、大量流动，有利于病原的传播，增加了人群的感染和疾病暴发流行的机会；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使得许多热带生物不断扩大分布范围，过去仅在热带地区出现的虫媒传染病，也频频出现在亚热带地区。当今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环境恶化及交通与物流的便捷，为媒介生物繁殖、传播、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当前明显的趋势是，一些原有的虫媒传染病再度暴发，新的虫媒传染病流行范围不断扩大。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虫媒传染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鼠疫、登革热和其他及新发虫媒传染病。 3.6 公共卫生措施的有效性和保障措施的削弱 媒介控制、饮水净化及消毒、专业技术支撑等公共卫生措施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国家和地区政府对传染病的投人不足，人群和社会对传染病的认识出现偏差。加之，针对虫媒传染病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运行机制不畅等。上述因素均会导致各类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4 我国新发虫媒传染病传播的危险因素造成我国新发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因素除上述因素外，还与下列因素有关。 4.1 国际间人员流动 随着国际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十分频繁。据报道，2015年，我国接待入境游人数达1.33亿人次，出境游人数达1.2亿人次。再加上通过商贸等途径出入境人员数量，其国际间人员流动数量相当庞大。出入境通过国际人员将虫媒传染病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导致输入地发生新发虫媒传染病的风险越来越大。 4.2 生态环境的改善及其与人之间接触越来越紧密 我国针对耕地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严重；超负荷草原放牧导致生态功能衰减；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导致了水生态严重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坚决实施有计划的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使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一些地区得到有效改善。但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病原多样性随之增加。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群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与生态环境接触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通过旅游、休闲或度假等方式，如 2015 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 亿人次，人们接触和感染虫媒病原体的机率增加，由此造成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的风险增加。 4.3 媒介生物的广泛存在与传播病原体的风险 我国广泛存在传播传染病的媒介生物，包括啮齿类的鼠及节肢动物门中的昆虫纲和蛛形纲类，如蚊、蝇、白蛉、蠓、虻、蚤、虱、蛾、蜱、螨、臭虫等。具有传播媒介能力的节肢动物中以蚊类最多。据已登记的535种虫媒病毒中，从蚊类分离到的病毒为265种，占近50%，其中以伊蚊属和库蚊属占首位，其次为按蚊。带病毒的伊蚊达117种，库蚊103种，按蚊50余种。而从蜱分离到的病原体有116种，占虫媒病毒总数的 21.68%。 4.4 候鸟迁徙 最新研究认为，目前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徙路线，分别是大西洋—美洲迁徙线、黑海—地中海迁徙线、东大西洋迁徙线、中美迁徙线、环太平洋迁徙线、中亚迁徙线、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太平洋—美洲迁徙线、西亚—东非迁徙线，迁徙路线涉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雨林、湿地和沼泽。我国有鸟类1332种，约占世界鸟类总数的 13.7%，其中候鸟600多种，占世界候鸟的 20%。在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中，东亚—澳大利亚、中亚、西亚—东非这 3 条候鸟迁徙路线都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有3条迁徙路线。每年9月-10月，候鸟从西伯利亚、内蒙古草原、华北平原等地起飞，分西、中、东3路南迁。西部通道包括在内蒙古西部干旱草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干旱或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和高原草甸草原等环境中繁殖的夏候鸟。它们迁飞时向南沿横断山脉至四川盆地西部、云贵高原直至印度大陆越冬。中部通道包括在内蒙古东部、中部草原，华北西部地区及陕西地区繁殖的候鸟，冬季可沿太行山、吕梁山越过秦岭和大巴山区进入四川盆地以及经大巴山东部到华中或更远地区越冬。东部通道包括在东北地区、华北东部繁殖的候鸟，如鸳鸯、中华秋沙鸭等。它们沿海岸向南迁飞至华中或华南，甚至迁到东南亚各国；或由海岸直接到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国越冬。候鸟与其它动物一样，体内经常携带多种病原体，包括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和线虫、绦虫、吸虫等寄生虫。传播主要通过在迁徙过程中，其带毒、排毒及死亡尸体而污染水源，与人类饲养的家禽和生活环境接触，从而导致其它种类动物患病甚至传染到人身上。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数十种可以由鸟类携带的病原体传染给人类，如近年西尼罗热在美国的暴发流行皆因野鸟感染了西尼罗热病毒，根据对病毒的基因核酸序列分析表明，美国的西尼罗热病毒分离毒株和中东的分离毒株非常相似，可以推测中东地区是美国发生西尼罗热的疫源地，其发生是由于迁徙的候鸟经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进口而带进美国纽约的，它对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通常候鸟都生活在野外，跟人类接触的机会较少，但由于候鸟与当地的留鸟如麻雀、喜鹊、鸽子等发生接触。因此，留鸟也就是成为了散毒的工具，候鸟起到一个流动传染源的作用。 4.5 防控体制与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 虫媒传染病的防控涉及到卫生、农林、环保、交通、公安、商贸、检验检疫等多部门，在卫生部门内部又涉及医疗、疾控、卫生监督等机构，在疾控机构内部又涉及传染病防制、病媒生物防制和实验室检测等专业。因此，要做好新发虫传染病防控要有一个多部门、多机构和各相关专业协同的体制与机制。但是，多年来，我国在虫媒传染病防控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缺乏一个由政府组织、多部门、多机构和各相关专业协同的体制与运行机制，而是各部门、各相关机构与专业按照自身要求各自为阵；另一方面，防制专业人员与经费得不到保障，防制工作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再一方面，缺乏虫媒传染病法规防制保障。尽管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条文规定了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防制病媒生物及其传染病的相关要求，但由于法律的约束性、可操作性不强，执行的效果不理想，在防制虫媒传染病方面作用发挥不大。 4 新发虫媒传染病的防控策略与措施 4.1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措施，维持生态平衡 虫媒传染病的发生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要求在注重经济发展同时，应继续加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保护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基础，对自然适度索取，合理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和人类共生共荣；要从传统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新的发展模式；要倡导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模式，促进环境和生态的良性循环；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禁止过度砍伐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尽量保证活动范围，可有效防控新发虫媒传染病发生。 4.2 建立和完善全球联动的防控信息平台 新发传染病的全球化特点要求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及时沟通新发传染病疫情，共享防控经验，防范疫情的大面积扩散。加强传染病的疫情交流，对局域传染病可能的扩散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对其他区域出现的本区域传染病应加强协作控制，建立全球传染病的防控信息平台和专家库，并制定相关的制度，形成有效的联动网络。《国际卫生条例（2005）》使集体防御的重点从少数―检疫‖疾病扩大到包含在卫生方面可造成国际反响的任何突发事件，其中包括新出现和有流行趋势的疾病暴发。2006年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全球可传人动物疾病（人畜共患疾病）全球预警和应对系统，目的是对全世界动物疾病（包括人畜共患疾病）做出预报和应对，其中就包括描述动物疾病传播对国家、区域和国际的可能影响及其潜在公共卫生影响。2010年10月第61届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上通过了亚太区域新发传染病战略（2010），旨在从战略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和区域能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对新发传染病及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计划、预防、早期发现及快速应对，以确保公共健康安全。 4.3 构建疾病监测与症状监测并行的口岸立体监测系统 对于国外有报道而国内尚未发现的新发传染病，如将其将纳入出入境检疫监测系统，将有助于及早发现输入性病例。然而，新发传染病出现早期通常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传统疾病监测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如通过监测重点或特异性症状、特定流行因素等可能发现聚集性病例或可疑事件。SARS流行后，新加坡应用ESSENCE-I监测系统自军方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收集资料，对利用体温与诊断信息开展SARS暴发预警的可行性进行了模拟论证。结果显示，在特定设计模式下，在医护机构对体温≥38℃症状进行监测，对于规模超过20人的模拟SARS暴发，其检出率达 90%。这一实践，很好地证明了症状监测可作为新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手段。 4.4 完善新发传染病的监测网络 我国已有覆盖全国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为未知传染病的发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2010年新型布尼亚病毒的发现就得益于此。但是现有监测网络对于新发传染病的监测和预警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实验室监测体系比较薄弱，尚未纳入网络直报；数据的分析和共享严重不足。应该探索并建立针对新发传染病早期预警的监测方法和网络体系；尽快建立新发传染病监测网络体系，并进一步提高疫情管理分析人员的疾病识别、检验和分析能力等。美国的部队健康监测中心（armed forces health surveillance center， AFHSC）通过综合分析生态学和气象学资料、病媒生物监测资料、动物宿主监测资料以及人群疾病监测资料，实现对新发传染病暴发的预测和预警，并取得了成效。国内对新发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报道较多，但仍处于研究与试点推广阶段，其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4.5 加强科学研究及技术物资人员储备 传染病重大专项的实施使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在新发传染病和未知病原体筛查能力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提高。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及时发现、报告与实验室确诊甲型H1N1 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应对、手足口病的防控都得益于此。深入开展针对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阐明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环节、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为制定防制对策及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推进针对新发传染病疫苗的研制，对于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建立新发传染病的快速鉴定诊断的实验方法，改进识别和认识新发传染病的手段，从而节约新病原体识别和确定的时间，提高疫情控制和处理效率。建立技术物资人员储备机制，并注重战略级别人员技术的发展，强化现有的常规力量，为控制新发传染病提供有力的保证。 4.6 建立与完善虫媒传染病防控的体制与机制 4.6.1 建立与完善政府主导和多部门协作的联防联控机制 2015年，国务院已经建立了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对我国发生的重大传染病实行联防联控策略与措施。同样，对于虫媒传染病，特别是新发虫媒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卫生、农林、水利、财政、公安、工商、交通、城建、教育以及新闻媒体等部门密切配合,全面落实媒介生物防治各项措施，并将虫媒传染病防制纳入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中、长期规划。此外, 应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病媒生物防制事业, 如学会、协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办事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以及社会大众等，形成防控合力。 4.6.2 加强虫媒传染病的专项立法 WHO 已颁布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媒介综合管理全球战略框架（2005）》是各国病媒生物综合治理的原则。我国现有与病媒生物控制和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条例》及全国爱卫会、卫生部印发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但是, 我国有关虫媒传染病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效果较差。因此, 要提高虫媒传染病防控效果, 应当顺应我国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从依法行政角度对虫媒传染病的专项立法,从法律上界定政府、部门、社区、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明确政府经费投入的方向和额度, 设定监督和处罚等事项，规范虫媒传染病的防制工作。 4.6.3 加强虫媒传染病防制的机构、网络及人力资源建设 按照虫媒传染病防制的特点，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及相关机构的专业科室设置，配备功能实验室和设备，配齐专业人员，并形成从国家、地方、基层的专业网络。 应在国家、省、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内部强化人员队伍建设，组建稳定的虫媒传染病防制专业技术队伍, 通过培训和演练等方式，加强现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专业机构人员培训和有害生物防制（PCO）机构从业人员及社会公众的培训。同时加强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 使专业技术人员明确当地媒介生物性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风险。 4.7 加强病媒生物的可持续控制策略 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是基于可持续控制的理念，开展及时、有效的媒介生物监测，对媒介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的风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环境控制技术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媒介生物控制和管理，将媒介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因此，要以信息管理为基础，以新技术为支撑，以持续发展为方向，依据生态学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原则，选取最优的技术组配方案，有效控制病媒生物种群数量，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4.8 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 病媒生物及其所致的虫媒传染病专业性较强，防制方法与措施有别于其他传染病。因此，健康教育是科学防治和减少病媒生物与虫媒传染病危害的重要卫生措施。普及病媒生物与虫媒传染病的科普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包括野外活动的防护方法与措施、虫媒传染病特点等，有效减少广大群众特别是旅游、商贸、野外劳动等人员防止病媒生物侵害、感染虫媒传染病的几率。 文章转载自：江苏盐城疾控中心 陈胤忠主任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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